揠苗助长，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别小看只为他们缩短三年五年的工夫，将来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

　　在政治之外，工商业的布局更是紧锣密鼓，虽然大明的工商业在蓬勃发展，但问题亦很严重。要说明的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上个高峰——宋朝时期，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只能是补充而已。但到了本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

　　本朝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比如丝织业，官营的三大织造局，每年有十万匹的造解任务，以供上用赏赐。其实负担并不是很大，因为仅苏州一地，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但即使这样，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与旺盛的民营织造能力，形成了悬殊的对比。

　　而且与人们曰常认知相反的，官营的织造质量，也远远不如民营，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尽数委托民间，不敢自己动手。

　　再比如官营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带的私营染织场，也是远远不如；还有制瓷业，民窑发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

　　沈默做过统计，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中，官窑仅有百余座。崔、周、陈、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

　　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以至大面积停闭。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仍然坚持运营，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

　　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也造成了一纸空文，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事实上，‘盗矿’之事，遍及各省。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比如衢州矿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广东、四川、云贵等地，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

　　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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