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之袤，斟酌损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

　　当定庙号，袤与礼官定号“高宗”，洪迈独请号“世祖”。袤率礼官颜师鲁、郑侨奏曰：“宗庙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艺祖规创大业，为宋太祖，太宗混一区夏，为宋太宗，自真宗至钦宗，圣圣相传，庙制一定，万世不易。在礼，子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而父为宗，失昭穆之序。议者不过以汉光武为比，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其称无嫌。太上中兴，虽同光武，然实继徽宗正统，以子继父，非光武比。将来祔庙在徽宗下而称祖，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诏群臣集议，袤复上议如初，迈论遂屈。诏从礼官议。众论纷然。会礼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谓本朝创业中兴，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实为有证。始诏从初议。建议事堂，令皇太子参决庶务。袤时兼侍读，乃献书，以为：“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乞便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

　　台臣乞定丧制，袤奏：“释老之教，矫诬亵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灵驾将发引，忽定配享之议，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俊。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前，不集众论，惧无以厌伏勋臣子孙之心。宜反覆熟议，以俟论定。”奏入，诏未预议官详议以闻，继寝之，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进袤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又兼直学士院。力辞，上听免直院。

　　淳熙十四年，将有事于明堂，诏议升配，袤主绍兴孙近、陈公辅之说，谓：“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历举郊岁在丧服中者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请，升配神考，时去大祥止百余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无嫌。今陛下行三年之丧，高宗虽已祔庙，百官犹未吉服，讵可近违绍兴而远法元祐升侑之礼？请俟丧毕议之。”诏可。

　　孝宗尝论人才，袤奏曰：“近召赵汝愚，中外皆喜，如王兰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论事久，上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次日语宰执曰：“尤袤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之，何也？”兼权中书舍人，复诏兼直学士院，力辞，且荐陆游自代，上不许。时内禅议已定，犹未论大臣也。是日谕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为者，故处卿以文字之职。”袤乃拜命，内禅一时制册，人服其雅正。

　　光宗即位，甫两旬，开讲筵，袤奏：“愿谨初戒始，孜孜兴念。”越数日，讲筵又奏：“天下万事失之于初，则后不可救。《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又历举唐太宗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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