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长孙晟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蔡佑谈杨忠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宣政八年的科场案，蔡佑又为杨忠辩白。

　　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杨忠的功劳，因此他认为杨忠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

　　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杨忠的主张的。这一说使得王思政恍然大悟，原来杨忠的保荐蔡佑，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杨忠的保荐蔡佑，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元欣。元欣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八柱国。他与韦孝宽被公认为宇文直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韦孝宽高出许多，是鲜卑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王思政的话，元欣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王思政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元欣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宇文邕的病就大有起色了。”那是几个月前的话，元欣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王思政不由得肃然起敬。

　　“但愿如公所言。可是??。”他苦笑了一下，觉得不必再说下去了。“修伯！”元欣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不必颓伤！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而况大局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你我把头抬起来，要看得远些。”

　　一位长官对属僚，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慰勉，王思政自然是深为感动的。也因此，他更觉得要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责任，所以恭敬地应声：“是！”又放低了声音，“照我看，形势旦夕可变，王爷该早早定规一个办法！”

　　“办法不早就有了吗？曹琢如信中所说，都是好办法。但只能静以观变，不到最后一刻，无从措手。”所谓“最后一刻”，是宇文邕大渐之时，遗诏派顾命大臣，有了宇文直的名字，那时才能名正言顺地接掌大权。

　　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较强硬的行动，适足以授人口实，加重了“宇文直要造反”的谣言。王思政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看到杨忠不断在扩张权力，只怕到那“最后一刻”，宇文直会落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虽无行动，应有布置，必要时“效周公的诛伐”，也要有足够的兵力才行。这话不便明说，他旁敲侧击地暗示：“曹琢如信中说，该有个‘缓急可恃’的人，不知我公心目中，有了这个人没有？”

　　“以后再谈吧！”这是结束谈话的暗示，王思政起身辞去，但是，他的影响却完全遗留了下来。这一天黄昏，元欣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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