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是上帝的视角，就好像上帝俯视着我们芸芸众生一样，“我”在整个画面之上，始终静静地俯视着画中的世界。

　　“我”的怜悯和爱恨，因此在画面中无所不在，虽然不著痕迹，但却把控着一切，主宰着一切，整个的画中世界，都是从“我”出发，最后回到了“我”。

　　这样创作出来的一幅画，观众在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就跟着进入了“我”的世界，变成了“我”。

　　而在中国画里，讲究的是散点透视，也就是多中心，以事件或者世界本身为中心，“我”的视角在画面中消失了。

　　中国画的长轴或者手卷，本身就让你无法一眼看尽，又怎么能够从“我”的眼睛出发，去看整个画面，世界在这种方法论面前，只能尽可能地还原为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眼中的样子。

　　《清明上河图》中，集市这头的人和那头的人是一样大的，这在达芬奇看来，大概会抓狂，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不客观和科学的，人只能要么从这头看过去，要么从那头看过来，怎么可以两头看，中间看，无数的头看。

　　把世界还原成世界原来的样子，世界就无法尽收眼底了，所以在中国的山水画里，人永远都是小小的一粒，都是很渺小的，面对世界，不是呆滞，就是随意的姿势，人是无意于去征服大自然的。

　　这和柯罗或毕沙罗的世界大不相同，他们的世界，都是被他们改造过的，不再是世界原来的样子。

　　这在中国的音乐里也一样，中国的乐曲，大多是描摹式的，模拟的，所谓意境，就是晃晃悠悠把你带到那个世界，让你自己去看去感受，而不是和你说什么，让你接受。

　　想了那么远，再想回来，张晨觉得如果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说，自己是很不合格的，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商人，那就是以利益为导向，以盈利为唯一的尺度，用这个尺度去衡量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这才能够发现真正的商机。

　　张晨觉得自己现在就发现了真正的商机，他是在听二货不停地说着，一笔笔地给他算着账的时候才发现的。

　　他觉得大家一直在说什么稀缺资源，这也稀奇那也稀缺，没有人想过，这物流基地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

　　可能是它们太不起眼了，连地方政府一向的招商引资，都不乐意招一个物流基地进来，物流基地单位土地的投资密度太小，他们这个属于意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他们腾出那个教堂。

　　二货说的没错，每一座城市，都必须有这么一个甚至数个物流基地，城市越发展，对物流基地的依赖就越重，以前杭城是晚上十点以后，大货车可以进城，现在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什么时候大货车都不能进城。

　　大货车不能进城，城里每天要消耗的物资怎么办？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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