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地越过雁门关。这要完全归功于土肥原。

　　“九;一八”事变和挟溥仪称帝，使土肥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随着日军势力的南侵，这个“东方劳伦斯”的活动舞台也不停地扩大，他认为飞黄腾达的时机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剧膨胀，于是他放开手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

　　1935年6月5日，察哈尔境内的中国军队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务，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土肥原以此为借口，迫使国民政府签定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使日军在察哈尔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便向汉奸殷汝耕展开了攻势，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这里重演了五代残唐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闹剧。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卫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抛出了诱饵，许下种种诺言，呕心沥血地劝说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难处，没有立即就范，于12月初称病离开北平去西山别墅。但终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诱，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所说：土肥原“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全面展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尖锐化。日本当局感到区域性的傀儡政权已不足以使它摆脱困境，急于把几个区域性的傀儡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l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足智多谋的土肥原出任负责人，所以又称“土肥原机关”，办事处设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会”的首要任务，是物色一个能充当政府首脑的“中国第一流的人物”。经过一番试探，土肥原把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作为争取对象，于8、9月间展开了阴谋活动。靳云鹏原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部长和内阁总理，1921年下台后弃政从商，不久又出家为僧，在天津隐栖。他对土肥原的劝说坚辞不就。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与唐绍仪密谈。唐绍仪系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颇有影响，且有浓厚的亲日倾向。他对土肥原的计划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当土肥原兴高采烈地筹措“新中央政府”时，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国民政府派出的军统特工人员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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