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超过丁银，则交田赋，丁银超过田赋，则交丁银。

　　如今陕西土地丈量已经完成，大量的隐户流民被清理了出来，渭北一期移民扶贫工程已经完成，二期土地开发正在继续进行。

　　朝廷的保甲法，青苗法，经过陕西地区当地士绅们的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做了一些改良尝试，如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种大好局面下，建议中书再接再厉，同意我们将改变陕西经济局面的触角，继续向上延伸——将陕西的丁银，折算到田亩之中，按田亩收取，不在按丁缴纳，以刺激陕西产生更多的人口。

　　以陕西丁口最繁荣时期，一百二十万丁为上限，以十年为期，争取增长到此数。

　　与之相应的，陕西路赋税到时候也同样会增长到此数，不过不再是来自丁银，而是来自田租，来自其它方面。

　　苏油重点提到，各地都有一种极伤天和的做法——“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凡丁税太重的地区，都存在杀婴之风，这件事情实在与大宋宣传的仁政南辕北辙，既然陕西现在有了实施舍良法的基础，完全可以实施起来。

　　舍丁税地，在唐代就有部分官员进行尝试，在如今北宋的苏州，荆湖，也有官员也在摸索摊丁入亩。

　　它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完全掌握土地丈量统计数据，避免隐田的出现，同时，还要避免过多的免税田亩的出现。

　　税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摸索了很久，无论宋，明，清，都出现过很多问题，直到“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两条确定后，兼并虽然依旧盛行，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到封建国家最重要的税收——农税了。

　　从此后，国家有钱了，这才是稳定的基础。

　　上亿两白银都说赔就能赔，相比之下，几十万贯岁币，连毛都算不上。

　　此举在明清施行，阻力非常巨大，因为明代国策是读书人免税，导致大量投效式兼并的发生，大地主完全享受免税带来的大福利，最后国家负担全部落到抗风险能力很小的自耕农身上，最后自耕农比例越来越少，国家破产。

　　清代初期也是如此。

　　如今的陕西，阻力小得多。

　　首先，北宋读书人没有免税的说法，只有官员才有。

　　其次，官员免税田亩有明确规定，虽然多占土地照样免税的现象非常普遍，但那毕竟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第三，最有利的一点，宋代商税比例相当大，政府鼓励工商，甚至鼓励大宗海贸。

　　官员升迁，携带土产进京贩卖都是常态，以前在大相国寺，如今在万货集，甚至还开辟有专门场地给他们干这个。

　　这就让有识之士，将眼光投放到了土地之外的产业，而不是只有买地这一条投资渠道。

　　就陕西本地来说，上等户一直以来，缴纳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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