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而是以租子的名义。

　　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剥削”，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而他们租种官地。

　　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迁移，只能遭受剥削。

　　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

　　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这些制度相比前朝，对客户大为有利，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

　　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鉴于实际情况，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

　　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

　　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天圣五年，宋仁宗就下诏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这些情况，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似是而非。

　　只能说，中国特色的“华夏封建”，其社会复杂性，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欧洲封建”。

　　苏油自打穿越过来，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

　　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而且就算是成功，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英雄成功屠龙以后，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

　　只有结合实际，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思想体系、文化程度，世俗民风，从这个基础出发，考察成熟后，再去制定相应政策。

　　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先进经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基础决定上层，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守法度，那是不近人情，是不可能的。

　　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但是要改变它，却绝不是简单照搬。

　　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在你穿越过来后，是否依然存在。

　　如果没有，那就还是筑基阶段。

　　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发挥创建的蔡京、章惇。

　　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他们的底下，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能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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