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义理的牛人，对国家就一定有益吗？

　　别忘了王莽可也是学问精深，但是在国政上一塌糊涂；

　　刘邦虽然不文，可是日日实务经手，最后也成了开创有汉数百年基业的君主。

　　因此皇帝的师长恰恰不能全职，教导皇帝的教师，一方面要道德醇厚，另一方面也要精通实务，最好还文章义理皆通，最好还要数理史哲全会，甚至还要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这才是上上之选。

　　某人要专职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别人兼职都能干得比某人专职还好，那么用这个理由剥夺人家的兼职，是不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所以程颐所说的那种教师，是在实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要求最低的底线而已，不过我大宋如今没有更好的选择吗？

　　嗯……

　　苏家人出手，逻辑分明辞不可夺。

　　但是苏油好气哦，嗯你个头嗯，这跟点名有什么区别？

　　手心手背都是肉，司马光看了程颐的奏章，又看了苏轼的奏章，觉得还是大苏的肉厚一些，说得又在理，便没有理会程颐的请求。

　　甲寅，诏：“放免内外市易钱并坊场净利钱。”

　　又诏：“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

　　苏轼代表详定役法所上书：“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

　　役法虽然还没有完全定议，但是有些事情却不是不可以先做，苏轼的意思是立即实施宽免，将诸路免役钱里应该减免的那部分先行减掉，不用等着役法的最后出台。

　　诏从之。

　　壬戌，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

　　这是大宋元祐刷新的另一件大事儿——科举改革。

　　司马光上书：“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

　　“为今日计，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

　　“《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穀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

　　范纯仁看望司马光的时候，司马光将奏稿给他看，范纯仁劝道：“《孟子》恐怕不可轻。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

　　“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

　　意思是说做老大的就不应当事事先出头，应当让大家先发表意见，然后再召集讨论，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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